上週二，3.35pm，窗外一場突如其來的雷陣雨拖住我出門赴約。腦子才閃過這場雨何時會停的疑惑時，桌上電話響了，是原本約好3.45pm見面的人。兩個原本應在10分鐘後坐在咖啡廳碰面的人，被這場雨壞了事，於是我們索性在電話兩端聊起來。桌上時鐘和窗外雨水像是滴答雙人樂團，吵得我們說得不暢快，於是她問：「雨小了，還是出來喝杯咖啡吧？」10分鐘後，外頭還飄著雨，但我們倆已坐在只能容納十人的小咖啡館裡點好拿鐵加鹹派，繼續掛電話前的幾本書提案，聊著夏季書市裡那些出色的作品。
話間，我腦子閃過一個念頭：編輯是「書」的裁縫師，而文學經紀人就是為它尋找一位熟知它的尺寸的好裁縫，我們不怕裁縫師沒有名氣，就怕師傅的手不巧。每位編輯都是懂裁縫的裁縫師，也懂得挑布（書），但有時裁線（文案）剪錯，一塊好布（好書）有可能就毀了。
2009年IMPAC都柏林文學獎決選小說《最後的手稿》（The Archivist’s Story）有一句話，我個人很喜歡（當時坐在我對面喝咖啡的人同樣讚賞這句話，但希望做出這件事情的人不是編輯）：
……我的手捧著世界文學瑰寶，但我的工作是親手銷毀它……
《最後的手稿》這本小說雖沒獲獎，卻已賣出13國語文，英美銷量不俗。故事背景發生在1939年的莫斯科。一位落魄的文學教師帕維爾迫於生計，在臭名昭彰的比揚卡監獄擔任檔案管理員。每天，有堆積成山的詩詞、小說和傳記的檔案夾送到他的桌前，但他的工作不是歸檔，而是將這些被政府當局列為有問題的手稿銷毀。
這間偏遠的比揚卡監獄是政治犯的囚禁地，陰冷、潮濕、終年不見天日。這裡四壁的灰暗色調是帕維爾的心，因他的妻子死於一場車禍，母親死於腦瘤，就連他最親近的導師也因反抗政府當局的執政被捕。帕維爾很愛讀文學，也曾是喜歡與學生討論文學的老師，但接連面對人生的挫敗，推他走向自暴自棄，拋開良知的束縛，忠於當位銷毀手稿的檔案管理員，毫無情感地燒掉每個文字，不然就是拿給鄰居捲煙。
如果帕維爾這一輩子沒有接到這項任務的話，也許若干年後，他的名字會與這座監獄一起寫進歷史，遺臭萬年。
這個任務就是帕維爾的上司派他找出手上一份匿名手稿的作者。經過多日來的調查分析，他鎖定的對象是知名小說《紅色騎兵團》的作家以撒．巴貝爾，他也是比揚卡監獄的頭號囚犯。這部小說就從帕維爾在獄中與以撒．巴貝爾的對話掀開序幕。從兩位男人的對話中，我們可以嗅到帕維爾的句句進攻，卻也可以聽到以撒．巴貝爾的層層防守；我們可以知道帕維爾讀過每一本以撒．巴貝爾的書，是他的書迷，卻也可以得知以撒．巴貝爾在監禁期間被剝奪寫作的權利，但他憑著毅力與智慧完成兩卷手稿，坐在他對面的帕維爾是唯一能拯救手稿的裁縫師。
帕維爾結束與以撒．巴貝爾的對談後，他心中沉睡已久的良知掙扎地甦醒過來，決定偷藏應該燒成灰燼的第一卷手稿，隨後再偷運出第二卷，並將這兩卷手稿藏在地下室其中一片牆的鬆動磚塊後面。帕維爾十分清楚東窗事發的嚴重後果。但這兩卷手稿燃起他面對強權不退縮的勇氣，也喚起他原本失去意義的人生。
......在陰鬱世界裡，良知和人性究竟能走多遠？......
這句話也讓我喜歡不已，不停在心中背誦好幾次。
《最後的手稿》是一個充滿懸念、勇氣和慈悲的故事。作者筆下刻畫的每一角色都散發出憂傷的氣息，每一劇情都顯露出悲傷的氛圍，但主角帕維爾的使命讓這本書擁有溫暖的核心價值──希望。它雖是畢業於密西根大學的美術碩士的特拉維斯．霍蘭德（Travis Holland）的處女作小說，但他的短篇小說早已散落在美國知名報章雜誌，並兩度榮獲紀念著名劇作家艾弗里．霍普伍德所成立的霍普伍德小說獎（Hopwood Awards），是不可多得的新生代才子。美國暢銷小說《歷史學家》作家伊莉莎白．科斯托娃也跳出來讚賞背書：「特拉維斯用一種細膩的筆觸，創造出一件稀有的藝術品，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，不自覺地強化那一段歷史的回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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